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，“头雁”老去、“新雁”难继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，农村带头人老化、断层、势能不足已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瓶颈之一

　　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，老年群体是宝贵的银发资源，其治理经验、动员能力和凝聚力可转化为发展动能

　　建立“基本补贴+绩效奖金+集体经济发展分红”的“三位一体”复合型薪酬保障体系，提升岗位吸引力，促进更多能人争当“领头雁”“当家人”

　　文 |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

　　乡村治理行稳致远，带头人是关键“引擎”。

　　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在辽宁、贵州、江西、湖北等多地调研发现，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，“头雁”老去、“新雁”难继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，农村带头人老化、断层、势能不足已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瓶颈之一，乡村治理的关键“引擎”亟需迭代增能。

　　“头雁”老去

　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拉塔湖村，已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近40年的马喜军，带领村民将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村转变为拥有水稻种植、水产养殖和农机跨区作业三大主导产业的示范村。

　　临近村两委“换届”，“谁来接班”困扰着70岁的马喜军。“我们这里是个小村，常住人口只有500多人，老龄化程度高，选人是难题。”他说。

　　同在辽宁，当了十多年村党委书记的李玲（化名）也有些发愁。“我今年56岁了，家人一直想让我退休。”李玲介绍，可她所在的村庄村“两委”其他成员资历尚浅，一些乡镇干部和村民聊起换届，都想让她“再干几年”。

　　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基层治理队伍建设面临挑战。一方面，村“两委”班子和党员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凸显；另一方面，村级后备干部储备不足、人才断层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。

　　在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镇付家庙村，村党支部党员平均年龄为53岁。该村5名村“两委”干部平均年龄49岁，其中4人为大专学历、1人为高中学历。

　　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，有的年龄偏大、学历偏低的村干部难以适应现代化工作要求，思维更新较慢，视野较为局限，对政策领悟不深，习惯用旧思路解决新问题。

　　例如，有的村干部一遇整理材料、汇报数据等工作“就头疼”：“因为打字慢、办公软件使用不熟练，每次都得趴在电脑前费力敲字”；有的村干部有威望，治理经验也丰富，但缺乏经营能力，不善于发展产业带领大家致富。

　　贵州省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党支部副书记侯佳媛（左二）在帮助村民收割杂交水稻（2024 年 9 月 27 日摄）杨文斌摄 / 本刊

　　后继乏力

　　长期以来，驻村干部是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。

　　今年57岁的覃玉红于2015年7月受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委派，到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峰岩村担任第一书记，至今已有10年。

　　发展产业缺技术，他将100多名村民带出山看产业，邀请县里专家讲技术；农产品售卖愁销路，他探索“山货上网”，自己当起直播带货的“货郎书记”；集体发展缺资金，他牵线国网定点帮扶，先后实施安全饮水、光伏发电等十余个项目……在覃玉红和同事们的努力下，村里现已建成茶叶加工、肉制品加工、中药材种植、特色手工艺品制作等产业。

　　越往后产业发展要求越高，对驻村干部挑战越大。

　　“刚开始我们多方引入投资，发展特色产业。但由于乡村禀赋限制、村庄用地紧张等，后面会遇到瓶颈期。”一位驻村干部坦言。

　　与驻村干部配合的本村人才，是乡村持续发展的依靠力量。这部分人力资源短缺，影响乡村治理后劲。

　　在辽宁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罗建告诉记者，一些村子条件较差，平常几乎看不见30岁以下的年轻人。

　　“驻村第一书记发展的新产业后续扩大规模或延长产业链时，都需要本村人接续推动。”罗建说，但缺少年轻的带头人，一些乡村产业不大。

　　中部某省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，在一些集体经济薄弱村，一些回乡的年轻人感觉收入低：目前村干部月均补贴在2000到3500元，不到外出务工收入的一半。

　　“选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不难，难在找到能带领村庄发展、带动村民致富的‘能人书记’。”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。

　　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松坪村驻村第一书记郑汐（右）入户了解民情（2024 年 9 月 13 日摄） 赖星摄 / 本刊

　　老有可为

　　中部某山区县一个村在管党员有33人，平均年龄59.98岁，70岁以上的老党员有11人。

　　该村党支部书记说，这些老党员大多是老干部、退伍军人等为乡村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的人员，威望高、治理经验丰富。年纪大了，但在调解邻里矛盾纠纷、推行移风易俗等方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。

　　“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，老年群体是宝贵的银发资源，其治理经验、动员能力和凝聚力可转化为发展动能。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夏柱智建议，深挖老年人力资源，实现“老有所为”与乡村治理的双赢。

　　例如，在辽宁省台安县，当地政府从2022年开始组建“知心大姐”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，让已退休的农村妇女主任、村干部担任专职调解员，为离婚夫妻提供情感疏导、家事纠纷调解等服务。

　　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白果乡两河口村，当地退休干部张必斗发起成立两河口老年协会，聚集一些老教师、老医生、老技术员、老乡村干部等开展老年互助服务，积极参与村庄建设。他们配合村委会动员群众集资修通村组公路；宣传孝文化，开展“好婆媳”“好夫妻”“好子女”“好家庭”创建活动等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与老少边地区，村干部年龄结构偏大、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，多地积极探索优化村干部队伍的学历结构，提升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。

　　贵州省凤冈县鼓励村干部提升学历：获得大专学历可缩短晋升年限，获得本科学历可直接晋升一级。经过三年努力，当地已有117名村干部成功完成中专或大专学业。

　　畅通学历提升通道，因需施教突出实效，会干能上担当作为……近年来，全国各地以“领跑人”学历教育为“充电桩”，有效赋能“头雁”带富领飞。

　　“青”有作为

　　正值农忙“双抢”时节，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双塘村，95后大学生专职村干部何优，正忙着在田间地头扛沙袋、运肥料。“跟着老乡干农活是很好的锻炼。”何优说。

　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，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村干部等乡村带头人提出了全新能力要求：既要有情怀，还得懂政策、善经营，不断向年轻化、专业化、知识化转型。

　　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，为破解乡村带头人断层难题，各地积极探索打破传统选才局限，通过政策激励与完善培育机制双管齐下，引能人、育骨干、聚青年，让更多能人“跳出来”、年轻人“愿回来”。

　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，当地创新推出18项激励政策，精准吸引各类人才：为“外引能人”提供宅基地使用权；将“村里能人”聘为国企员工并缴纳养老保险；向“技术能人”发放专项津贴补助。近年来，这些政策已成功吸引近10名企业家前来投资兴业，并推荐他们在村“两委”班子中任职，成为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“火车头”。

　　“年轻人感觉在村里过日子有奔头，才能促进他们想着冲先锋，争当带头人。”凤冈县土溪镇石坝村党总支书记谢宝健说。

　　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玥说，乡村引新育新的关键，在于地方政府转变观念、主动作为，打好制度组合拳，让各类人才在广阔乡土收获尊严与价值，清晰看到未来发展前景。

　　一些基层干部建议，建立“基本补贴+绩效奖金+集体经济发展分红”的“三位一体”复合型薪酬保障体系，提升岗位吸引力，促进更多能人争当“领头雁”“当家人”。

　　同时，可探索“定制村官”模式，与涉农院校合作开展定向委培，建立“县招乡管村用”机制，从本土大学生、新型经营主体中遴选好苗子，设立一定的培养周期，通过轮岗锻炼、项目包干等方式加速成长。（记者：武江民 王自宸 熊家林 汪军）■